论文1830—1856年中国银荒危机之传染路径探析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中国银荒危机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中国银荒危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1830—1856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及银贵钱贱的双重危机迅速导致中国经济严重萧条,政府税收因而大受影响,国家财政危机紧逼而至,社会危机重重.外国侵略者趁虚而入,中国日益陷入重重险境,民不聊生,纷纷起义.中国经济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关键词：“银荒”危机；传染路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
中图分类号：K248；F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4-0077-03
在19世纪上半叶全球金、银减产与世界经济萧条的国际大背景下,英国为争夺白银财富将大量输入中国,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中国发生“银荒”危机.白银外流不仅造成中国白银通货严重紧缩,也导致铜钱供给增加率下降,从而使中国货币供给不足的危机严重恶化.1830—1856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及银贵钱贱的双重危机导致中国经济严重萧条,政府税收因而大受影响,国家财政危机紧逼而至,社会危机重重.
一、中国经济严重恶化
(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害
1830 —1856年,货币（尤其是白银）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不断下降,从而使得国民经济最基本的两个生产部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害.
1831—1860年,每公石米之银价由90.19公分银下降至63.72公分银,下降幅度高达29.35%；1841—1850年,相对于前一个10年（1831—1840年）,每公石米合制钱数增加了323文,但在接下来的10年（1851—1860年）,每公石米合制钱数减少至2 914文（较前一个10年减少了957文）；而1831—1860年,每公石米之钱价（由3 548文降至2 914文）的下降幅度只有17.87%.[1]由此可见,1831—1860年,清代米价,无论是用白银计算,还是用制钱衡量,都呈现出明显的下跌趋势（在苏州府常熟县,1814年的米价为400文/斗,1823—1843年,米价跌至每斗320文～330文铜钱或0.206两～0.253两白银,1850 —1855年,米价继续下跌为每斗220文～230文铜钱或0.111两白银[2]）,粮食生产必然受挫；米之钱价相对于米之银价的下跌幅度较小,愈发突显白银货币供给严重不足的巨大杀伤力.
谷贱伤农的危害,不仅体现为农民每岁所得不敷工本,还表现为农民要承受银贵钱贱带来的雪上添霜的沉重盘剥,因为农民上交的赋税是以白银计算,而农产品零售所得则多为铜钱.如果银价对铜钱上涨五成,即意味着农民的租税负担要增加二分之一.嘉庆末至咸丰初年,东南的产米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3].如此一来,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其购买力的微弱程度自不待言.农民的购买力指数在1840—1850年这10年中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4]广大农民的日益贫困势必影响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进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
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银币耗,农夫织妇,毕岁勤动,低估以售之,所得之钱,不可输赋”[5]；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小生产者,甚至“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6].“盖自谷帛贱于银,而农之利夺矣”,故“耕织之人少,而谷帛之所出亦少矣”[7].1845年,湖南有些地区,因“银价日昂,银复艰得,农者以庸钱粪直为苦”[8].道光末年,四川有些地区“连年丰稔,谷贱伤农,每岁所得,不敷工本”[9].可见,“农夫织妇”等小生产者很难维持农业及手工业的简单再生产,必然促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日趋萎缩.原本经济基础非常单薄的“农夫织妇”等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更加不稳定,一旦“饥年偶遇,则逃亡失业之患生”[10].这样就益发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和贫困,农业和手工业的严重受损程度便日益加深.
(二)商业和信用的危机层出不穷
农业和手工业的严重受损,必然导致商业的萎缩和衰落.如前所述,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日益贫困甚至破产,其购买力极其微弱,这显然是导致商业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时人所云,“银贵钱贱,民之生计既艰,商之货物不售”[11].再者,“民间各种贸易,往往顿置论银,而零卖论钱.银贵以来,论银者不加而暗加,论钱者明加而实减.以是商贾利薄,裹足不前”[12].当时中国国内商业数号称盐、典、茶、木四业当中的盐业为最盛,“盐务纳课论银,而卖盐论钱,银贵以来,课项倍于盐价”[13].在“银荒”危机期间,“各省盐务滞销”,“商力疲困”[14]实为普遍现象.
在“银荒”危机期间,商人从事正常的商业经营,大多亏本.而银贵钱贱问题愈益恶化,并不断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于是,商人们从事商品、货币买卖的投机活动日益加剧.当时商人和钱铺、钱庄因进行投机活动失利的结局,通常是不能维持信用,最后“关门逃匿”.当时的北京,在“银荒”危机发生之前,“万方辐辏,商贾云集,行使钱票,尤属浩繁”.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余家.“银荒”危机发生后,因投机亏空而“关闭十有二三”,存票“大半无从追讨”,“其存票之家,若系宽裕,遭其暗算,已属气无可伸；而寒苦旗、民,身家所靠,一遇此事,性命随之,惟持票对铺泣望,无以为计”[15].1845年,“半年之间,银价自一千五百文骤长至二千文有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市侩串抬”的结果[16].咸丰三年（1853年）,因各种危机严重恶化,持票者恐慌不已,争往钱铺取钱,北京的银号钱铺,在二月十六日“一日之间,关闭者几二百余家”[17].不难看出,“银荒”危机期间,商业和信用的危机层出不穷,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可言.
由此可见,“银荒”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和信用,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并呈现出日益恶化的危机状态.实体经济的严重受损甚至破产,直接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故清政府的税收财政危机紧逼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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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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