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全球治理中非政府治理主体困境是适合中非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中非合作论坛2018时间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无政府治理的传统全球治理思想受到巨大挑战,政府间合作网络尤其是新兴国家对全球治理开始享有更大发言权.政府间合作网络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控制趋势的日益加强对全球治理的长期前景造成了重大威胁.非政府治理主体只有重建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加强其价值和功能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全球治理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全球治理；政府间合作网络；非政府治理主体
中图分类号：F0699；D81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4-04-05
作者简介：于海洋（1979-）,男,黑龙江大庆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项目编号：11JZD030.
就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而言,由2010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已经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挑战甚至挫折.以降低国家管制为特征的全球金融体制暴露出巨大缺陷,金融资本无约束地利用信息垄断优势践踏基本的市场原则、大搞金融欺诈、操纵市场获取暴利.国际金融市场被缺乏道德准则的利益集团控制,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巨大伤害,使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假定再次焕发了青春.大国间密集的互动使各国政府承担的国际职能更加广泛,这在客观上挤压了其他国际治理主体的活动空间和既有权限.那么,国家地位的提升是否将颠覆全球治理 “无统治的治理”原则?全球治理是否能在重大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中起到主要的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全球治理中被忽视的要素.
一、全球治理的困境：民族主义和政府权威的增加
在一些学者看来,“诞生于冷战终结前后的‘全球治理’理论,实际上是试图以减少‘政府’的统治为主要思考方向的,等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没有统治的治理’终于走到了极端,政府成为资本势力和金融市场的附庸”[1].跨国金融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操控正是“没有统治的治理”原则被践行的产物,而它们的失败似乎佐证了这一观点,即非国家治理主体不足以替代政府主导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全球经济衰退因此被许多人视为冷战后国际治理思路的失败. 那么,这种带有普遍性的批评是否公允呢?应该说,假定跨国资本绑架政府进而推导出全球治理多元主体无法承担治理责任的逻辑是似是而非并且缺乏中间环节的.以国际金融寡头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固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足以和各国政府分庭抗礼的治理主体,危机爆发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确实可以找到非政府治理的很多典型特征,但是以国际金融资本的道德瑕疵推导出多元治理主体都具有类似的治理风险是值得怀疑的.
第一个疑问在于包括高盛在内的国际金融寡头是否真的是在摆脱了各国政府监督之后才肆行无忌的?这样的判断显然有些因果倒置.尼古拉·布哈林早在《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1915）中就已经指出,金融资本的集中是自然的,它一方面受到富裕工业化国家的强力支持,另一方面又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和不发达地区进行财富划分和集中的任务[2].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跨国资本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政府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出现龌龊,但本质上他们是无法区分彼此的.2011年7月1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高盛集团处以55亿美元罚单的事件佐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判断.在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品大肆诈骗并直接诱使次贷危机出现以后,高盛公司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其当年第一季度不到两周的利润.这一标杆性的判决标志着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各国政府承诺的金改联盟全面解体.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金融巨头纷纷逃过制裁并不是说他们的能力已经超越了政府控制范围,而是说明各国政府和金融集团相互渗透和勾结状态的牢固.事实上,政府作为监管者和被监管的金融企业关系暧昧并不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性的国内问题.在全球经济危机中所显示出来的跨国金融资本险情既不具备新的性质,也不能揭示新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定性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它是国内问题国际化以后引发的需要治理的问题,而非治理失败的问题.
第二个疑问则是国际资本的道德瑕疵究竟是由其治理理念失误带来的还是由于国际治理不充分带来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已经一再告诫我们,市场秩序的维持不能一味依赖行为体的个体理性和约束力.全球治理“无统治治理”的思想也不是要强调国际治理主体的不受约束.和之相反,全球治理除了“由谁来治”的问题之外,一直在持续探寻“据何而治”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还更为重要一些.国际金融寡头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充当全球金融安全问题的解决者,但是同样会在监管不足的情况下充当麻烦的“制造者”.毫无疑问的是,它们的治理权利从未被视为天然正当的,也没有任何全球治理主体的治理权利可以被视为天然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出现重大危机虽然证明了金融巨头们握有太多未经授权的权力,但是这只能证明全球治理的发展程度不足,无法推导出现有治理方向错误的结论.
在考虑以上两个问题后,我们发现以国际金融体系为例来判断全球治理发展程度并不适宜.但是2010年以后全球治理的发展出现了某种停滞乃至倒退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民族主义倾向在全球性问题中的强势复苏.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阴云久久无法消散,极大地挫伤了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主义并未如全球治理的倡导者所期望的那样被共同威胁、共有身份和长期预期逐渐取代,反而以公民权益最终捍卫者的身份在国际局势恶化的情况下再次走向前台.在国际合作进展顺利的乐观氛围下,国际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也曾经和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谐共存.只是一旦衰退阴影造成资源稀缺和竞争加剧,民族主义所强调的本民族利益优先原则就会重获重视,这极大地动摇了国际治理所必须的共同体价值观和利他主义政策取向.从G-20国际发言权的增加到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责任分担困境、从美国在国际禁毒问题上立场的后退（美国部分州 合法化的政策严重打击了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拉丁美洲各国禁毒努力）再到欧债危机中债权国和债务国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多的例证显示全球性公共事务中的合作成本显著增加,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时重要行为者开始趋向规避风险、转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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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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