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商玉生:非营利部门需要一个更大的推动是大学硕士与本科营利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营利方面论文范文。
《慈善法》应体现
公益慈善发展成果
《中国慈善家》：你曾倾力多年推动非营利部门自律建设,至今理想局面也未能出现,问题出在哪里?
商玉生：2005年中华慈善大会上,我们推出《公益性NPO自律准则》时,政府也出台了评审标准,评星级,做年检,我们没办法去对抗,毕竟我们不能为非营利组织做年检,所以那时候就告一段落.但确实那个时候自律、诚信已经深入人心了,大家已经感觉到需要它了.
我们提出自律准则跟台湾方面做过比较多的交流,有个共识,就是做自律是希望加强自我管控,更大力度、更大密度地自我管理,能够有更少的行政干预,政府的管制能够低密度,让这两者之间能够相辅相成.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矛盾的.政府部门,它考虑到政府的意义,常常是要更多管理.这个博弈现在还在进行.新一届政府讲解套,更多放权,但是行政部门一朝有权在手,总想控制你、主宰你,这是很大的一个博弈.
《中国慈善家》：相比于十年前,你觉得这类问题有所改善么?
商玉生：有些东西不改善不行.比如说,以前我们做基金会都要做年报,要在指定的报纸上公布年报,而且还要我们交费.当时我专门跟民政部门打交道,算过这笔帐.当时要收七千块钱,对于大基金会来说,如果每年有上亿经费,年收益8%就是800万,其中10%管理费就是80万,7000块钱也就是其中1%不到.但实际上大部分基金会呢?200万年收益,有的还更少,8%才16万,其中10%才16000,7000块就占其中40%多.像这种东西是不合理的.现在它不敢了,但是在有些问题上,它还在不断地给你设障碍.
《中国慈善家》：慈善法草案你看了么?感觉如何?
商玉生：我看了,不怎么样.
《中国慈善家》：哪里不好?
商玉生：不清晰.我觉得它像是个初级水平、刚刚入门的东西,不像是在慈善事业发展这么多年的基础上做出来的.
《中国慈善家》：1988年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只有14条,到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有48条,《慈善法（草案）》有上百条.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少一点规定,反而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空间更大一些.
商玉生：我认为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些成果,应该体现了,应该体现出一些支持态度.
没有说法就没有办法
《中国慈善家》：从三重管理变两重管理,到现在四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民政部门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往后再放开,你觉得还有空间么?
商玉生：何为管理?哪个是你该管的?这个问题是应该特别清楚的.比如基金会,怕它出事,抓哪一个环节?美国人抓住一个税务部门,国税局是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你要想获得免税待遇,你需要符合免税条款,这是由国家税务局来制定的,你不要这个免税待遇,你就可以不管这个条款,合法就行了.权利跟义务是连到一块的.现在我没有享受这个优惠,就让我承担义务,这不合理的.关键就是在细节上.现在是没管到正地方,他们在意的是部门利益,太注重个人的权限了.
《中国慈善家》：比如呢?
商玉生：比如说基金会,一种是性质比较强的基金会,它的干部是由系统任命的,解决干部退休问题.但基金会的钱也不是政府的钱,是民间的钱,做的项目是民间的项目,像这一类,在管理上,应被分成不同类型的基金会,但实际管理上呢?没有分类.管理者还是缺少这个实务经验,缺少对下边的理解.
《中国慈善家》：这种沟通不畅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官与民位阶不对等,既然官不习惯主动,民间要更主动一些么?
商玉生：民间挺主动的.我以前跟民政部门打交道很多,从部长,到局长,到处长,再到科长,具体都很了解,有些关系也还可以.但有的时候,他跟你谈话当中,他试图理解你,但一到正规文件上,他就是另外一个立场,他也有他的难处.
退休的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局长跟在任的唱的调子完全不一样,很有意思的.陈金罗,原来在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退下来后,到了民间社团工作,他本身学法律的,回头猛批《基金会管理条例》当中的官本位主义,有时候比我们批判得还厉害,因为他比我们还了解.
在任的时候就另一个腔调了,什么“三不准”啊,什么“不可逆转”啊,说什么双重体制不可逆转,党的制度建设不可逆转,什么什么不可逆转,就这么一个腔调.后来都逆转了.没办法,整个政治改革没到那个地步,改革到那儿的时候,民间组织可以批判他们,甚至可以撤他们的职,他们就不敢了.还得依靠大环境,一点一点去改变.
《中国慈善家》：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中国开始解放思想,民营企业发展因此受益,你曾说第三部门也需要这样一场大讨论,现在还持这样的观点么?
商玉生：还是这样.我一直期待高层对非营利部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跟支持,现在看起来还没有.现在没有上层人的点头、首肯,思想政治方面的口号不敢提.我上回跟几个学者讨论,谈到公民社会,他们说等吧,可能有人不喜欢这个提法,现在叫民间组织.还有叫人民团体,好象也提出来过.现在还没有对中国的非营利部门有一个总体上的说法,没有说法就没有办法.其实第三部门还可以有更大范围的发展,需要一个更大的推动,还没来呢.
《中国慈善家》：现在人才资源紧缺仍旧是困扰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商玉生：前几天一位公益界的朋友又在北京注册了一家机构,他跟我说,现在找不到人.找的新人什么都不会,又得从头教他,他会了之后,就跳槽了.有经验的人,没有四五千、五六千留不下来,新的机构又不想花那么多钱.所以他就跟我反映说,他那儿很困难.其他的机构也有类似的问题,流动性很强,毕竟机构吸引力有限.其实我觉得非营利机构真的需要一点奉献意识,但你叫现在的年轻人去奉献?他还要养家糊口,要生活.
《中国慈善家》：你做过十年机构,员工都跟着你吃饭,当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吧?
商玉生：那时候我拿到经费,雇着人员,会想着每一天下来我需要花多少钱.如果项目下不来,我项目做不完,这钱怎么办呢?我有过这种心情,当老板我才体会到.
十几年里我自己不要紧,有单位给我发工资,我有退休金,还有单位分的房子,我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也算不上什么高尚.但员工不一样,他们需要自己去做.所以当时恩玖在员工待遇上还是尽量高一些,一开始的时候,工资总额占支出的百分之十几,后来到百分之二十几,后来到百分之三十几.你不给?这些人很辛苦地在做事情,不给不行.但是我说,恩玖这些员工仍然需要一点奉献精神.
《中国慈善家》：这是道德层面的要求.
商玉生：这个部门,它的倡导、它的理念是什么?是崇高,是奉献,是站在道德高点上去做事情.政党也好,企业也好,出了问题,人们可以骂两句；非营利部门出现道德问题,出现丑闻,人们就会唾弃它,抛弃它,对这个部门来说,就绝对是毁灭性的.
做非营利工作,本身是一个利他行为,至少人们都这样看待你,把钱交给你,因为他信任你.凭什么信任你?因为你有这样一种支点.所以我说,第三部门的机构也好,人员也好,这样一种精神确实是很值得提倡的,这是第三部门发展的前途所在.
《中国慈善家》：给自己一套标准?
商玉生：给自己一套标准.很多东西慢慢会变成你自己的自觉行动,内化了,没有那种（奉献）感觉了,但做的事情一定是这样.
非营利部门本身就是在倡导正能量,在社会发展高尚道德这一点上,它起到很大作用.为什么我对这个部门特别情有独钟,特别感兴趣呢?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一点.（本刊记者李珍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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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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