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和谐视阈下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是关于和谐视阈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和谐视阈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如何通过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视角看待民间组织介入其间的应有价值.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有效介入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以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民间组织；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1）０6－0082－05
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因公众非理性利益诉求表达行为所导致的各种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明显增多,特别是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了公众利益诉求表达行为暴戾化的倾向.2010年江西宜黄发生的被拆迁户事件余波未了,接着2011年4月22日湖南株洲再次发生被拆迁户事件.这些民众非理性利益诉求的表达举动,表明在当前遭遇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与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阻塞双重困境的相互交织下,所引发的公众非理性利益诉求表达行为对社会和谐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要解决日益增加的公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的现状,不能仅仅强调基层政府维稳的政治责任,而忽视民间组织这一社会力量的有效介入.基层政府出于将公众非理性利益诉求表达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刚性维稳模式,在缺乏应有的中间缓冲地带的情况下,必将自己直接推向冲突的最前端,成为与公众发生冲突的一方.民间组织的介入,会成为公众与基层政府良性互动关系的真正推动力.而民间组织在引导公众利益诉求表达中具有行动的组织理性及良好的沟通与协调功能,在解决因公众非理性利益诉求所引发的冲突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一、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勾连 （一）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意味着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社会公众与基层政府间进行了有效的沟通
主体间有效沟通的过程是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过程,更是磨合观点、寻求问题解决之道的过程,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意味着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社会公众与基层政府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因为只有利益相关方都自由发表意见,充分阐述主张,彼此才能相互理解,找准症结所在,最终通过相弈达成妥协.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行动理论,有助于认识社会公众与基层政府的有效沟通.公众与基层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表明双方在理想沟通情境下就利益诉求所关涉的问题达成了相对的共识,沟通使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愿景得到充分的阐述,各自的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顾及,即便不能完全达致合意,也能缓释双方间的冲突对社会稳定造成的震荡.同时,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也表明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建立了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为公众与基层政府间设定理想的沟通情境,主体间可以因此进行良好的商谈与辩论,从而有效增进基层政府决策或决定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公众对基层政府决策行为正当性的认同,不取决于决策本来被赋予何意,而取决于决策做出时的社会公众“共同的看法”.如果公众与基层政府经过充分沟通能够获得共识,这个共识将有助于公众在利益博弈中理性化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社会基础.
（二）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意味着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公众对政治主体、规范和程序的广泛而高度地认同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当前中国社会状况的积极应对.和谐社会意味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之间及领域内公众对政治的有效认同.一个政治社会能否在政治主体、规范及程序上获得公众的广泛认同,决定着这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1].公众对政治的有效认同是社会和谐的“平衡器”和“协调器”,政治认同既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也是社会有效运转的基础；既是和谐社会重要的价值目标,也是社会公众利益诉求的价值和行为选择.政治认同的实质是社会公众现实的利益表达实践活动,是政治系统和社会公众之间的政治共识和聚焦.和谐社会必然是政治认同的社会,是以社会公众普遍、高度的政治认同为基础和保障的.被广泛、高度认同的政治主体、规范及程序,应该是理性、平等、公正的社会制度、机制及其运行,主导和创设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和谐.政治认同是社会和谐的核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既要形成共识的政治价值,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凸显了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公众对政治的广泛而高度地认同.
二、当前我国公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的基本动向 （一）公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的主体日益多元化
面对公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当前基层政府仍旧依靠体制化的应对措施,成立“维稳办”、“综治办”等专门机构,以及设立专项“维稳基金”,从组织结构和资源安排上强化基层政府刚性化的应对模式,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多元化主体利益诉求表达的非理性.更严重的是,基层政府这种体制化的应对模式,不仅使一般的社会公众习惯于以非理性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而且迫使体制内的一些拥有一定政治、经济资源的公务人员也以非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如,广西桂平前信访办主任为了政府拆迁补偿的事宜而进京,湖北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冯缤在发现难以用法律诉讼为妻子维权后,遂走入了非理性之路.他的,由诸多非理性行为组成（穿着法袍溜进最高人民法院去递状子,穿着法袍到省高院门口喊冤、拦车等）,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局的陈卓、梁振民进京反映所在单位领导在集资建房中存在经济问题①,这些体制内人员非理性的利益诉求行为,与一般普通社会公众以非理性的方式进行利益诉求表达其实并无实质性差异,只反映了身处体制内的人员并不是抵御公权力侵犯的天然“保护伞”.基层政府在基于土地财政等方方面面需求的巨大利益的考量下,很难顾及体制内人员的利益诉求.因此,在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通畅的情况下,当前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的主体日益走向多元化.这样的发展态势,对有效维护基层政府的执政基础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效应.
(二)公众利益诉求非理性表达的方式日益暴戾化
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方式的暴戾化是对和谐社会的重大威胁,如不能有效遏制,其必然结局就是不知何时何地,一个很小的偶然事件,都可能引爆整个社会的激愤,引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而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种暴戾化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如果不加以有效节制,将严重动摇社会稳定的根基.近年来,公众在拆迁、征地、医疗、劳资等纠纷中频繁通过暴戾化的方式寻求利益诉求的实现.维权暴戾化现象日趋普遍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加剧了公众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当前,公众利益诉求得以实现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私了”,公众借助“造势”和基层政府达成纠纷解决协议；二是“官了”,即在上级行政部门的主导下,按照正常程序达成解决协议；三是“司了”,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目前,不论是“官了”还是“司了”,都因公信力问题止步于公众解决纠纷的选择之外.唯有“私了”成为公众解决纠纷的选择.在目前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的前提下,“私了”往往是公众借助暴戾化的举动对基层政府施加压力以寻求其重视自己的利益诉求,否则不会轻易“私了”[2].借助暴戾化的“私了”是一种变异的“私了”,是一种与国家法律法规背道而驰的行为,这种方式的泛滥助长了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暴戾化.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暴戾化的成因众多,关键因素在于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公众对现有解纷机制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导致公众既不会轻易相信基层政府的任何解释和承诺,也倾向于不选择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公众在认定自己的权利遭受侵害的情况下,在没有中立的第三方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暴戾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以解决纠纷实现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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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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